缪尔热还将“波希米亚人”的涵义拓展到了具有反传统和反体制精神的艺术家。在他进行小说创作之前的二十年里，这样的一些特征就已经出现在巴黎了。但由于在这个新时代之初的人们，尚未从混乱的物质环境中理清头绪，因此缪尔热本人可以算是第二代波希米亚人的代表，他所描绘的正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缪尔热说，真正的波希米亚人只存在于巴黎。的确，１９世纪的英国虽然也出产了爱德华·菲茨杰拉尔德（《鲁拜集》的译者）和韦达这样的怪才，罗塞蒂兄妹和威廉·莫里斯这样的唯美主义者，以及离经叛道的斯温伯恩和王尔德，但是对于整个英国来说，这几个波希米亚分子都只是特例。英国没有真正的波希米亚运动，也没有波希米亚聚居地（直至布鲁姆斯伯利出现）。安德鲁·朗在其文章《法国波希米亚三诗人》中指出，英国的大学生普遍来自上等或者中等阶级家庭，从来不知道塞纳河左岸的穷学生生活。英国学生也许会像雪莱在牛津时那样撰写宣扬无神论的小册子，也许会像拜伦在剑桥时那样讽刺社会传统，也许会一面在信念上背离正统、一面在行为上奢侈放纵，但是他们从来不可能过上那种白日混迹酒馆、夜晚宿于阁楼、以裁缝为妻、以面包屑果腹的穷苦生活。

　　事实上，就在《波希米亚生活》登上舞台的那一年，法国一名作家就写道，波希米亚就在巴黎的“塞纳区”，它的“北边是寒冷，西边是饥饿，南边是爱，东边是希望”。法国小说家阿尔色纳·胡塞宣称，只要巴黎还有诗人，波希米亚精神就不会死亡。组成了波希米亚人的主体，就是各种各样的画家、音乐家、演员、诗人，以及拉丁区里的准小说家、塞纳河左岸的穷学生、自命不凡的潦倒画家和徘徊在文化圈外的纨绔子弟。

　　１９世纪是波希米亚的黄金年代。但是随着１９世纪的结束，波希米亚精神也开始日渐衰落。这群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逐渐遭受到大众的抛弃，人们不再爱听艺术青年们整日坐在咖啡馆里夸夸其谈。波希米亚气质虽然还能在学生们的身上看到，但是成年人们却不能再靠空谈艺术天赋来混饭吃。

　　上世纪60年代，“波希米亚”一度成为欧洲青年向循规蹈矩的中产阶级主流生活挑战的招牌。不过这种对立关系在大卫·布鲁克斯的《天堂里的布波族》一书中碰撞并融合在一起，定义出一个新兴上层精英阶层――“布尔乔亚波希米亚人”，简称为“布波族”。波希米亚在这里被解释成追求自我、实现心灵满足的生活态度。到了21世纪初，或许是人们厌倦了工业化冰冷的直线条以及过于严谨、精致的现代生活，时尚舞台上猛烈吹起了被定义为随性不羁、温暖热烈的波希米亚风：层叠蕾丝、蜡染印花、皮质流苏、手工细绳结、刺绣和珠串，都是波希米亚风格的经典元素。无领裸肩的棉质短上衣、低胯的叠纱大摆长裙，还有满是绣花、钉珠、流苏等繁复装饰的皮靴、挎包，连续几季流行于潮流巅峰。

　　然而，《波希米亚生活情景》并没有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收场，在一战后２０年代的巴黎，波希米亚风卷土重来。在二战期间再次经过一轮衰竭后，我们又能看到这股潮流在１９４５年之后的兴起。出于对战争时期的严酷和简朴的反抗，波希米亚精神表现在了战后女性时装对传统的挑战上。乔治·桑第一次穿上男性装束时曾让世人惊呼，但现在长裤已经成为了女性时装的组成部分。而这一风潮在男性装束上的表现则走得更过，超越了以往的尚美标准，加入了更多的女性气质。６０年代的嬉皮士赤脚露足、披头散发，用鲜花和铃铛装饰衬衣，将迷你短裙和太阳镜染上迷幻色彩，一如１９世纪３０年代的Ｂｏｕｓｉｎｇｏ；那些吸食致幻剂ＬＳＤ的年轻人们，则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服用印度大麻的人别无二致；而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则和当年的青年法国运动如出一辙。这一切行为都似曾相识，时代背景也大抵相同。

　　和１９世纪３０年代一样，今天仍然存在着宗教信仰和爱国主义无力填补的真空地带，今天也不可能再有一场东征运动来吸收这么多的剩余能量。但是今天依旧需要人们自我主张，需要人们寻找地方来释放能量，依旧有时刻准备着起来反抗权威的青年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