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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3-21 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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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cl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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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PClady
责任编辑:liangshanshan |
阅读始终不缺席的克里玛 □高兴 "为了一种无与伦比、至高无上的自由的感觉,所有那么多年的剥夺是值得的。"伊凡·克里玛 提起捷克当代文学,几乎所有捷克以外的读者都会不由自主地首先想到米兰·昆德拉。阴差阳错,在世界各地无数人的心目中,昆德拉已然成为整个捷克文学的代表。有趣的是,一些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捷克人对此却颇不以为然。谈到昆德拉,他们往往会耸一耸肩膀说:噢,就是那个早就跑到法国并已加入了法国籍的捷克人。 许多捷克评论家和作家甚至已不承认昆德拉是捷克作家(实际上,昆德拉本人也早就把自己当做法国作家并直接用法语写作)。这里面自然涉及到不少文学及文学以外的因素,比如,特殊的民族心理和民族自尊,更为特殊的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等等。捷克人最最推崇和喜爱的是几个"始终没有缺席的"作家。伊凡·克里玛便是其中的一位,而且是最让捷克读者着迷的一位。 伊凡·克里玛(Ivan Klima,1931-)算得上捷克当今文坛最为活跃的作家。他生于布拉格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二战期间,曾有过三年多时间的集中营经历。中学毕业后,到著名学府查理大学攻读捷克语言文学。1969年,应邀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当访问教授,本来完全可以留在美国,可第二年,重又回到祖国,从此一直在布拉格生活。 同200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一样,他对集中营经历也有着自己特殊的视角。他认为,除去恐怖,那段极端的经历还给他带来了对幸福和自由的全然不同的理解。他甚至觉得:"为了一种无与伦比、至高无上的自由的感觉,所有那么多年的剥夺是值得的。"也正是在集中营里,他首次听从了写作的召唤:"当我周围的每一个人,包括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都一一死去时,我却幸存了下来。这时,我被一种类似于责任和使命的情感所压倒:去变成他们的声音,去变成他们的叫喊,抗议将他们的生命从世上抹去的死亡的叫喊。"这样的出发点实际上很容易让人走向偏激和狭隘。但让人惊奇的是,在克里玛的作品中,我们却几乎看不到"仇恨"两字,因为,克里玛及时地悟到:极端的经历并不打开通向智慧的道路。我们若是和自身的经历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这种开悟在将他的创作引向一种更高境界的同时,也激活了他内心源源不断的创作力。在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中,他已出版了《我的初恋》、《我快乐的早晨》、《我金子般的生意》、《爱情和垃圾》、《风流的夏天》、《被审判的法官》、《一日情人》、《爱情对话》、《绝对亲昵》等几十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此外,还写下不少剧本以及《布拉格精神》、《在安全和不安全之间》等随笔集。尽管"布拉格之春"后,他的作品在捷克遭禁,他本人也迫于生计,当过急救站护理员、土地测量员、小商贩等等,但他的大量作品依然以地下读物的形式同读者见面,不少还传到了海外。因而,上世纪90年代初,当他重返捷克文坛时,实际上已是一位在国际文坛上享有声誉的作家,作品被译介到了五十多个国家。只不过当时昆德拉正在中国迅猛走红,让我们对其他捷克作家视而不见。而欧美文学评论界早就将克里玛和移居法国的昆德拉、当上总统的哈维尔以及已经故世的赫拉巴尔相提并论。 但同这几位同胞相比,克里玛走的显然是另一种路子。他不像昆德拉那样讲究作品的结构、形式和哲学意味,不像哈维尔那样注重文学的使命、职责和斗争性,也不像赫拉巴尔那样追求手法的创新和前卫。他更像他的前辈哈谢克:随意、散漫,有将任何悲剧化为幽默的天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和哈谢克更能体现捷克文学的传统。 克里玛的小说手法简朴,叙事从容,语调平静,结构松散,讲述的往往是一些小人物的小故事,整体上看,作品似乎都很平淡,但平淡得很有韵味。一种大劫大难、大彻大悟后的朴实,自然和平静。如果说昆德拉的笔触最终是朝天的话,克里玛则是向地的。昆德拉总是不断地从小说背后跳出来,打断读者并引领读者去沉思、去发问,自觉地扮演起导师的角色。这可能也是我每每读到昆德拉,就会首先感到他的骄傲,他的炫耀,甚至他的自私的缘由。昆德拉是个文学野心很大的作家。他也的确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文学成就。而克里玛却要谦卑得多,只诚恳地给你讲几个故事,一段生活,然后完全由你自己去回味,去琢磨。如果你觉得没什么可琢磨、可回味的话,他也一点不在意。他有从第一刻就消除同读者之间距离的本事。他的作品无疑更加接近生活和世界的原貌。他笔下的人物一般都有极强的幽默感,有极强的忍耐力,喜欢寻欢作乐同时又不失善良的本性。而这些正是典型的捷克民族特性。没有这样的特性,一个弱小民族在长期的磨难中,恐怕早就消亡了。昆德拉就时时担心自己的民族随时都会灭亡。克里玛相反,他相信捷克民族早就练就了一套对付生存的超级本领。读读哈谢克,认识一下那个胖乎乎的帅克,你就会同意他的看法。他在谈到布拉格这个城市更愿谈判,甚至投降,而不是反抗时,也正是在谈论捷克这个民族。 克里玛作品中有两个基本点:情欲和死亡。情欲是宣泄口,是真实生活和生活意义的具体体现,也是调剂品。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一般都有无数个情人,而且基本上一见面就做爱。做爱成为情人对话的特殊方式。在这一点上,他和昆德拉有着相同的策略。死亡则是前提,是背景,是潜在的敌手,是压舱物,也是悲观或乐观的最好的理由,甚至还涉及到克里玛最初的写作动机:用创作来抗衡死亡。许多思考也都围绕着这一前提展开。这两个点恰恰最能反映人的微妙心理和精神风貌。它们既互相依赖,互相衬托,又互相抵触,互相瓦解,形成一种张力。抓住这两个点,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克里玛的小说,也更容易理解捷克民族。此外,克里玛在捷克以及其他国家的畅行,恐怕也同这两个点有关联。 许多小说家认为,小说仅仅提出问题并进行讨论,并不提供答案。克里玛更加干脆:提出问题后,连讨论都显得多余。他更愿意通过原封不动地描述一个个故事来呈现世界的悖谬和人性的错综。他的那些有关爱情、婚姻、良知、忠诚和背叛、灵与肉等等主题的故事也因此更能贴近读者的心灵。有评论家称他讲述的故事"触及了人类心灵极为纤细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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