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他的孩子们

邓小平和他的孩子们

　　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出生在最为艰苦的1941年，生下后即送到老乡家养育。邓林4岁时，邓小平夫妇委托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的夫人陈书莲将她带到延安去，因前方太艰苦了，实在无法带孩子、养孩子。邓林到延安后，进了延安保育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由陈书莲代为照看。后来，蔡树藩和陈书莲，就成了邓林的干爸和干妈。

　　邓小平的大儿子邓朴方，1944年出生在太行山辽县的麻田村。出生后因为妈妈没有奶，无法抚养，便也送到麻田村河对岸的一个农民家哺养。
　　
　　因此，邓林、邓朴方、邓楠这三个在战火中出生的孩子都是生下来后送到太行山的老乡家抚养的，他们都是由太行山老百姓的奶水和小米粥喂养长大起来的。

　　邓小平是一个严肃严谨的人，可跟孩子们在一起，他就没辙了，家中常是吵吵嚷嚷，热热闹闹的，很少有个安静的时候，这样一个家庭气氛的形成，自然是父母对孩子“纵容”的结果。在家中，孩子们都亲昵地叫父亲“老爷子”。孩子们说：“老爷子，看我们多热闹，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嘛。”邓小平会说：“哪有那么多说的。”看孩子们闹得太不成样子时，邓小平也会说一句：“胡说八道！”算是把孩子们骂了。不过，平时，在对孩子们的思想品德教育方面，邓小平夫妇就绝不含糊。邓小平和卓琳，就常常给孩子们（包括解放后出生的毛毛和飞飞）讲太行山，讲太行山的山，讲太行山的水，讲太行山的老乡，讲太行山那金黄色的柿子和赤红的大枣，讲太行山的那一段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令孩子们对太行山产生一种不同一般的神往。解放后，邓家一大家人老老少少全身上下的毛衣毛裤，全是卓琳凭自己在1943年太行山区“生产救灾”运动中练就的那一手又巧又快的毛线纺织技术，编织而成的。

　　在关键时刻，邓小平对孩子的管束就更为严格。“文化大革命”初期，无数年轻幼稚的红卫兵小将“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盲目而又狂热地卷入“大抄家、大揪斗、大破坏”的疯狂的“革命”行动，邓小平就把在中学读书的邓榕、邓质方叫回来，关在家里，不许出去，明确告诉孩子不许参加任何抄家揪斗行动。结果，孩子们都听话地闭门不出，有的学织毛衣，有的学装收音机，有的整日在家抄写毛主席语录。家中的平静，使孩子们远离了外界的狂躁……1970年1月，远在山西插队的18岁的飞飞（即邓质方）获准探望被“战备疏散”到江西新建县望城岗的父母。在家中，飞飞与在陕北高原插队先期回家的毛毛滔滔不绝地说起社会上那些所谓“造反”、“闹革命”的乱七八糟无法无天的事，已经被打倒的“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一直没吭声，待姐弟俩侃完了，终于歇口气时，他认真而又严肃地说了一句：“你们该知道，你们说的都是一些很坏的议论！”在父亲的引导下，姐弟俩把“文革”以来最疯狂、最丑恶、最残酷的事实真相向父亲和盘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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